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”
信仰——“改革先锋”谢高华纪事
他为官几十年,为什么能做到“零差评”?他屡次被“贬”,为什么仍能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?他每到一地任职,为什么总会有“财富”留下?我多方走访,希望能够得到答案……
信仰——“改革先锋”谢高华纪事
陈明明
叫花,高华
叫花子,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。
解放前,穷苦人家往往给孩子取这个贱名,希望不要被妖魔鬼怪关注,以求获得平安、健康。
他在村里读了几年私塾,就开始做长工,他聪慧,犁耙耕耖样样精通。可再怎么辛苦劳作,他家和姑夫家14口人,也只能挤在3间茅草房里。
熬到1949年,他18岁,终于翻天覆地了。这一年立夏,早稻刚种下,他突然发现天地都成了红色,到处都是红旗,到处都是解放军。
然后,他们家分到了15亩田地。一样的出工出力,不一样的是汗水滴在自家的田地里,禾苗长得特别茁壮。
70年后,也是春天,我来到贺邵溪村,那是他的家乡,现在隶属于衢州市衢江区横路办事处。这是金衢盆地中相对开阔的一片地,平整、肥沃,稻田依然绿油油的,间或有白鹭飞起落下。
一直以来,这里都是有名的粮仓。
当年,解放军来村里借粮,他带头送到部队。工作队进村,他站岗放哨。南下干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本地小伙子,话不多,有点子。
1951年,他就被推荐去干部学校读书。
他给自己改了名字,用的是“叫花”的谐音“高华”,他姓谢,于是在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上:谢高华。
尊重土地
干部学校毕业后,谢高华就是干部了。从杜泽团区委副书记到杜泽区委书记,他在杜泽工作了十多年。
谢高华知道饿肚子的滋味,到杜泽任职后,他主抓粮食生产,产量快速增长。
然而,好日子没过几天,全国上下开始急躁了,各种运动纷至沓来,“大锅饭”“炼钢铁”“放卫星”……
作为农民的儿子,谢高华对土地有着敏锐的嗅觉,意识到自己“做了不少错事”后,及时“调头”,把劳动力抽调到农业生产一线,还在“放卫星”的时候留了一手。上级要求把1000亩的水稻并成100亩,成为高产田。谢高华一听就不行,水稻密密麻麻地挤着,气都喘不过来,怎么长得出稻谷?但上级要检查,不做又不行,他就在路边的田里做做样子,里面还是照原样种。谢高华这一坚持,把当地的损失降到了最低。
然而,全国缺粮,杜泽也不能独善其身。
三年困难时期,浙江省委决定在杭嘉湖之外,建设第二个商品粮基地,这个粮仓就选在金衢盆地。
成了基地和粮仓,就不仅要自己吃饱,还得往外供应粮食。这难不倒谢高华,他有很多来自人民的智慧。
“他扎着汤布,赤着脚,和大家一起在田里干活。”说起谢高华,老同事杜泉彬仍是这个印象。
谢高华除了开会,就是下乡,很少坐办公室。在田间地头,他能及时发现问题,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“平整土地,太公上山,扩大面积,灌溉便利。”杜泉彬总结了谢高华当时的做法。太公上山就是把田间的坟墓迁到山上,腾出土地,再把小块的土地合并起来。少了坟墓和田埂的分割,土地面积就扩大了,成了方方正正的大田。然后兴修水利设施,旱的供水,涝的排水。
尊重土地了,土地自然给出了丰厚的回报。三年间,金衢盆地的粮仓逐渐充实。经验引起了上级重视,其中,谢高华改造低产田的做法来自一线,操作性很强,浙江省委作出决定号召向他学习。
谢高华当年的这一改造,影响至今。
杜泉彬比谢高华小5岁,退休后回杜泽居住,身体不错。说起低产田改造,他坐不住了,带着我去田畈走了一圈。一块块横平竖直的大田,让人看着就舒服,田里种的仍是水稻,只是当年靠人工,现在用机器。“你看,这田大块大块的,为机械化打下了基础。”站在田边,绿色的风吹来,杜泉彬感叹着谢高华的远见。
破坏者
明白了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这个道理后,谢高华想各种办法,让农民“有饭吃,有菜吃,有油吃,有豆腐吃”,甚至“有肉吃”。有得吃了,但农民的口袋还是瘪的,谢高华又想办法发展柑橘生产。
衢州种橘历史悠久,民间有乾隆下江南时在航埠“偷橘罚戏”的传说。
传说很美好,现实却很坎坷。
“文革”开始,谢高华从杜泽区委书记任上被打入牛棚,直到1970年才复出。住牛棚的5年,谢高华被关押、批斗,差点丧命,但他没有灰心,抽空读了《资本论》,他跟人说他没读透,但复出后,却有“神来之笔”。
最大的一笔当属在义乌毅然拍板为路边摊开绿灯,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。
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,谢高华去义乌只当了两年多的县委书记,就搞了这么大的市场,他先后在衢州当了几十年领导,为什么不搞?
其实,谢高华早已试过水。
复出后,谢高华先后任衢县县委副书记、书记。1979年2月,他试着让农业对接市场,在龙游小南海“画了一个圈”,成立衢县团石农工商联合企业,范围包括团石、虎头山、兰塘、箬塘四个公社和团石农垦场、蚕种场、茶场。“联合企业”除农业生产之外,有榨油厂、糕点厂、豆制品厂、酱油厂,还有水泥厂、砂石预制厂、车队和建筑队。对“联合企业”,谢高华给出小“特区”政策,只要完成国家任务,其他都可去市场销售。
试办一年,“联合企业”的农、工、商都快速发展,实现购销两旺,社员和职工收入快速增长。面对这一新生事物,非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。1982年初,有人以破坏粮食统购统销为名,将谢高华告到了地区专员公署。
有人说,因为这个,谢高华被调去义乌。
也有人说,谢高华被调离衢县,是因为他放开柑橘销售受到了批评。
我找到曾任衢州市农业局特产站站长的黄国善,他研究了几十年柑橘,多次跟随谢高华下乡调研。
黄国善告诉我,谢高华大力推广柑橘生产,有几个方面的考虑:衢州是传统产橘区,有种植基础,也有这方面的技术,而且衢州多丘陵,不适合种水稻,但可以开发出来种柑橘。
“他做了两件事情,对我们衢州的柑橘生产影响比较大。”黄国善说,一是,他减免了航埠、姜家山、河东等5个公社的征购粮150万公斤,让农民不要在橘园里套种,专心种好柑橘;二是,他把严家淤大队的征购粮全免掉,让他们发展嫁接椪柑,专门育苗,为柑橘生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柑橘产量增加了,他让农民“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,柑橘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”。消息传开,外地人纷纷跑来衢县收购柑橘,几乎高于统购价格一倍。结果,农民收入大幅增加,但当年国家定购任务却没有完成。1981年,谢高华因“助长高价买卖橘子”,被当成“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”的反面典型,《人民日报》发文对他进行批评。
谢高华为了人民的利益,大胆实践,当了两次秩序的“破坏者”。后果就是,1982年他去义乌当县委书记。
点了一把火
1982年,对义乌人何海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,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摆摊了。
因为家里吃不饱饭,何海美1978年开始做生意。最早是在电影院门口卖演员照片,“三天三夜赚了33元,当时我老公上班一个月工资是30元钱。”这是何海美的第一桶金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生意越来越好,可到了1982年,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了,“三四十个人的童装和尼龙袜被没收了。”何海美说,被没收后,大家就去县政府找领导。
其实是在县政府门口等领导,等着等着,何海美看到谢高华走了出来。其实何海美并不认识谢高华,之前做生意赚了钱,家里花800元钱买了一台电视机,当时义乌没有电视台,她在省电视台节目里看到过谢高华,就壮着胆跑过去把他拦下来。
“你是谢书记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有事跟你说一下。”
“什么事?”
何海美把事情经过和谢高华说了。谢高华说他知道了,回去过问一下。
那时,谢高华刚来义乌不久。从“大衢县”到“小义乌”,一个地方富,一个地方穷,有人说是被“贬”了,但他服从组织的决定,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义乌给谢高华的印象,除了“一条马路七盏灯,一个喇叭响全城”的简陋外,就是那些像游击队一样的小摊小贩和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“捉迷藏”。
当年,谢高华在衢县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,已经体会到了从产品“跳跃”到商品的巨大力量。现在,面对何海美等人的“拦截”,他感受到了义乌民间强烈的经商冲动。
谢高华是一个大胆的改革者,但不是一个轻率的人,做决定之前,都会进行充分的调研。
这次也是这样,谢高华经过实地调查,大胆提出:农民经商是一大进步,是义乌的一大优势,绝不是一大包袱。
二十多天后,何海美接到通知去义乌工人影剧院开会。会议规模很大,全县所有领导都去了,包括乡镇干部、经营户也都去了。“这是第一次县里的会叫我们经营户参加。”
开会之前,何海美以为又要整顿市场,让她意外的是,谢高华是在鼓励经商:“只要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挣钱,都是光荣的,我们要支持他们,如果谁要搞他们,我知道的话,我就处理谁。”
“他讲得非常好,意味着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做生意了。”何海美说,谢高华讲完,大家都在拍手鼓掌,“我没有拍手,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。”
在义乌市罕美服饰有限公司宽敞、明亮的展厅里,何海美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,哽咽了,眼睛红红的,就像是回到了当年的大会现场。
谢高华大胆地划着一根火柴,点燃了义乌市场经济的熊熊烈火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根据义乌的实际,又推出了定额税制和兴商建县战略。
这两项措施,促使义乌经历五代市场的迭代,成为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的世界超市。
然而,定额税制这项改革措施,太过超前,为谢高华带来了麻烦。
当时市场上实行八级累进税制,赚钱越多交税越多,偷税©税现象时有发生,而且市场上人多货杂,价格随行就市,很难凭税票计税。谢高华经过调研后,推出“定额征税”办法,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,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。实行之后,周边商贩蜂拥而至,当年的税收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。
财政部认为这属于税收包干,违反税法政策,要求浙江省严肃处理。
1984年11月,任职两年多的谢高华调任金华地区农工部部长。
有人说,谢高华再次被“贬”了。
江南红旗渠
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
半年后,衢州恢复地级市建制,谢高华调任常务副市长。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提拔了,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上级对谢高华之前工作的肯定。
回到熟悉的家乡,分管的还是熟悉的农业,这里的山川河流、百谷草木都在他的脑袋里,谢高华知道工作的方向在哪里。
在第一次市委常委会上,他就提出上马乌溪江引水工程(简称乌引工程)。
衢州多丘陵,倾斜度大,蓄不住水,从古至今就多旱灾,白居易在衢居留时曾留下“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”的诗句。
解放后,谢高华参加了铜山源水库建设,也为建设湖南镇电站做过后勤服务,甚至曾在黄坛口水库里打洞“偷水”,他太知道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了。
谢高华早已统计过,“乌引工程”如果建成,将给衢南23万亩农田送去清泉,使25万亩荒丘和溪滩得到开垦,为沿线30万居民送上优质饮用水,让4个工业区和大批厂矿有充足水源。
去义乌任职前,谢高华曾提议建设“乌引工程”,因各种原因搁浅。
回衢州,他已经“奔六”,这应该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了,努力了几十年,胃也被切除四分之三,按说可以好好歇歇,可“乌引工程”是他为家乡人民造福的一个梦,他想完成。
在谢高华一次次努力下,1988年9月,浙江省委、省政府批准兴建“乌引工程”,谢高华担任衢州市“乌引工程”建设总指挥。这年,他57岁,立下誓言:“乌引工程”完工再退休。
总指挥部成立后,翁云祥从市水利局调入,先是任办公室主任,后任副总指挥,经历了规划选线、建设、管理的各个阶段,清楚其中的每一个过程。
“在工程建设期间遇到不少困难,他敢于担当、敢于实践,顶住压力,千方百计把工程建设好。”翁云祥明白谢高华在其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。
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。“‘乌引工程’是民办公助项目,整个工程投入2.88亿元,土石方省里补助15%,主要建筑物省里补助85%,缺口大。”翁云祥说,谢高华提出要依靠人民的力量。
先是全市上下捐款,一年时间筹集资金4000多万元。再是全民发动投工投劳,多的时候,几万人在工地上,人山人海,红旗招展,很是壮观。
谢高华更是身先士卒,只要不外出开会,几乎每天吃住在工地,有问题就及时召开会议、及时研究、及时解决。“按现在的说法是‘白加黑’‘五加二’。”翁云祥说,“乌引工程”衢州段总长53公里,跨越了10条溪流,穿过了18座山,谢高华到过每一处工地,钻过每一个隧洞,对工程的情况清清楚楚。“有一次隧洞塌方,人家不敢上去,他都60来岁了,坚持要爬上去看看地质条件。”
“他的实干精神鼓舞了我们,大家劲往一处使,全力把工程建好。”翁云祥说,在谢高华的带领下,1994年8月4日,“乌引工程”终于实现全线通水。
翁云祥带我来到“乌引工程”渠道枢纽处,渠道里清澈的乌溪江水平静而有力地流动着。翁云祥说,这个谢高华呕心沥血6年建成的“江南红旗渠”,为衢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形成的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“乌引精神”更是留给衢州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谢天谢地谢高华
1995年5月,谢高华从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,定居衢州。
巧合的是,这一年,第一届义乌博览会举办,谢高华作为重量级嘉宾受邀参加。此后每年10月,参加义乌博览会成了他的“保留节目”。
2007年10月20日,谢高华照例去义乌。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,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。107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,车身上统一贴着“饮水思源”字样,并打出“谢天谢地谢高华”的横幅。这些轿车的司机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老板,他们富起来后,以这样的形式来感念“老书记”。
经过大风大浪的谢高华看到这样的场面,流泪了,他说:“义乌市场不是我脑子凭空想出来的,而是义乌人民创造出来的。”
在2018年10月20日举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揭牌仪式上,他再次动情地说了这句话。
34年前,谢高华调离义乌时,离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开业还有一周。他当时要求开业之后再走,但没被允许。这事成了他的一个遗憾。
庆幸的是,义乌小商品市场沿着他指引的路一直走下去,越办越大、越办越好。这次举办旧址公园揭牌仪式,就是义乌人民还谢高华一个心愿。在揭牌仪式上,谢高华手摇拨浪鼓,笑容满面,精神矍铄。
一个月后,谢高华接到通知,邀请他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,他作为“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”,将接受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、颁授的改革先锋奖章。
得到消息后,我去采访谢高华,想不到他却摔伤了。毕竟已经88岁高龄,他受伤后,精神大不如前,靠在医院病房的沙发上,显得更加削瘦。然而,他的思路却非常清晰,用浓重的衢州口音慢慢回忆着往事,说起改革的艰难,眼里间或会闪过一道光。在我看来,那是信仰的力量。我想起了他挂在客厅里的那幅书法《信仰》,两个字写得奔放、大气,曾有人看后问起他的信仰,他认真地说:我是一名共产党员,我的信仰是共产主义,是为人民办事。
对于这次国家给予的褒奖,谢高华还是保持了一贯的谦逊。
他说:“非常感谢。”
他说:“我的荣誉归功于党,归功于人民。”
他说:“我们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,根据党中央的号召,继续深化改革,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、幸福。”
转载: 掌上衢州 陈明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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